广东省揭阳市人民政府


揭府令第32号





揭阳市市区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



第一条　为加强古树名木的保护和管理，根据国务院《城市绿化条例》、《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和建设部《城市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办法》等法律、法规的规定，结合我市实际，制定本办法。

第二条　本市城市规划区（榕城区、东山区、揭阳经济开发试验区）古树名木的保护和管理，适用本办法。

第三条　本办法所称古树，是指树龄在一百年以上的树木；本办法所称名木是指树种珍贵、稀有的，具有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及重要科研价值的树木。

第四条　古树名木分为一级和二级。凡树龄在三百年以上，或者特别珍贵稀有、具有重要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重要科研价值的古树名木为一级古树名木；其余为二级古树名木。

第五条　本市城市规划区内的下列树木，均属古树名木的管理范围：

（一）树龄在一百年以上的；

（二）树种珍贵、稀有的；

（三）具有历史价值和纪念意义及重要科研价值的；

（四）树型奇特罕见的；

（五）国家规定的重点保护树种。

第六条　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是古树名木保护管理工作的主管部门，负责古树名木的保护、监督、指导和管理工作。

第七条　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对古树名木进行调查、鉴定、定级、登记、编号，建立档案，设立标志；加强对古树名木的监督管理和技术指导，确定养护管理的技术规范。

一级古树名木由省人民政府确认，报国务院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二级古树名木由市人民政府确认，报省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备案。

第八条　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在古树名木周围醒目位置设立标志牌，标明树木名称、科属、编号、树龄、保护级别、挂牌单位和日期；对有特殊历史、文化、科研价值和纪念意义的古树名木，应当有文字说明；对古树名木按实际情况制定养护、管理方案，落实养护责任单位、责任人。

第九条　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加强对古树名木保护的宣传教育，积极组织开展对古树名木的科学研究，推广应用科研成果，普及保护知识，提高保护和管理水平。

第十条　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应当会同同级规划部门，划定城市古树名木保护区，保护区范围为树冠垂直投影外5米。保护区内原有建筑物，根据实际有计划地逐步迁出保护区，新规划的建筑应当在保护区外。

建设单位在申请核发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和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时，涉及古树名木保护的，应当征求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意见。

第十一条　古树名木实行养护责任制。古树名木生存地的归属单位和个人，为该古树名木的养护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一）生长在城市园林绿化专业养护管理部门管理的城市绿地、公园等场地的，由城市园林绿化专业养护部门保护管理；

（二）生长在铁路、公路、河道用地范围内的，由铁路、公路、河道管理部门保护管理；

（三）生长在林地、风景名胜区内的，由林地、风景名胜区管理部门保护管理；

（四）生长在机关、部队、学校、团体、寺庙、教堂、企事业单位用地范围内的，由所在单位负责保护管理；

（五）生长在居民生活小区用地范围内的，由小区物业管理单位管理；

（六）生长在私人庭院内的，该住户居民为保护管理责任人；庭院多人共有的，全体住户为共同保护管理责任人；

（七）生长在上述用地范围以外的其他地域的，由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指定保护管理责任单位和责任人。

变更古树名木养护单位或者个人，应当到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办理养护责任转移手续。

第十二条　古树名木养护责任单位或者责任人应按照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规定的养护管理措施实施保护管理，古树名木受到损害或者长势衰弱，养护单位或者个人应当立即报告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由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组织治理复壮。

对已死亡的古树名木，应当经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确认，查明原因，明确责任并予以注销登记后，方可进行处理。处理结果应及时上报省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

第十三条　古树名木的日常养护管理费用由古树名木责任单位或者责任人承担。抢救、复壮古树名木的费用，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可适当给予补贴。各级人民政府应当每年从城市维护管理经费、城市园林绿化专项资金中划出一定比例的资金用于古树名木的保护管理。

鼓励单位和个人捐资保护和认养古树名木。

第十四条　古树名木是国家保护性自然资源，任何单位和个人均有保护古树名木及其附属设施的义务，对损害、损坏古树名木及其附属设施的行为有权制止、检举和控告。

第十五条　严禁砍伐、迁移或非法买卖古树名木。

因特殊需要，确需迁移二级古树名木的，应经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审查同意后，报省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批准；确需迁移一级古树名木的，应经省住房城乡建设行政主管部门审核，报省人民政府批准。

古树名木移植及移植后5年内的养护，应当由专业绿化养护单位进行。古树名木的移植费用及移植后5年内的养护费用由申请移植的单位或者个人承担。

第十六条　新建、改建、扩建的建设工程项目影响古树名木生长的，建设单位应主动向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报告，并提出避让或保护措施。城乡规划行政主管部门在办理有关手续时，应征得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同意，并报市人民政府批准。

第十七条　禁止下列损害古树名木的行为：

（一）在树上刻划、张贴或者悬挂物品；

（二）在施工等作业时借树木作为支撑物或固定物；

（三）攀爬、折枝、挖根、采摘果实种子或者剥损枝干树皮；

（四）在距树冠垂直投影向外5米的范围内堆放物料，挖坑取土，搭建临时建筑物或构筑物，倾倒有毒有害的污水、污物，动用明火或者排放烟气；

（五）擅自移植、砍伐、买卖；

（六）破坏古树名木标志与保护设施。

第十八条　古树名木保护措施与其他文物保护措施产生矛盾时，由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与文物管理部门共同商定保护措施。

第十九条　生产、生活设施等生产的废水、废气、废渣等危害古树名木生长的，有关单位和个人必须按照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和环境保护部门的要求，在限期内采取措施，清除危害。

第二十条　不按照规定的管理养护方案实施保护管理，影响古树名木正常生长，或者古树名木已受损害或者衰弱，其养护管理责任单位和责任人未报告，并未采取补救措施导致古树名木死亡的，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按照《城市绿化条例》第二十七条规定予以处理。

第二十一条　对违反本办法第十五条、第十六条、第十七条规定的，由市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分别按照《城市绿化条例》第二十七条、《广东省城市绿化条例》第三十五条的规定，视情节轻重予以处理。

第二十二条　破坏古树名木及其标志与保护设施，违反《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的，由公安机关给予处罚，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三条　园林绿化行政主管部门因保护、整治措施不力，或者工作人员玩忽职守，致使古树名木损伤或者死亡的，由所在部门或监察机关对相关责任人员给予处分；情节严重、构成犯罪的，由司法机关依法追究刑事责任。

第二十四条　本办法自发布之日起施行，有效期至2017年1月6日止。





对待社区矫正：冷静但不必杞人忧天

宋立军

人民法院报5月8日第二版发表了苏桂英同志的文章《“社区矫正”不要矫枉过正》。该文从另一个角度，给社区矫正工作“泼冷水”，泼得好。听到不同意见，不管它对不对，我们的态度都应如沐春风。因为它能促使我们冷静地认识问题，慎重地开展工作。正如苏文末尾所说，这是为了给正沉浸其中的人“提个醒”，这支“冷静剂”打得及时。但是通读该文，也不难发现一些值得商榷之处。

社区矫正从国外引入中国，是一个法律移植的事件。因而我们不能不对“供体”与“受体”间的异同作全面的了解和分析。倘异大于同，那是万万不可移植的。有如鸟的心脏怎能移植到人身上呢。从我国目前社区矫正的试行情况看，中外的社区矫正不同之处是有的。如，推动社区矫正的力量来源上即有明显区别。在西方国家，社区矫正基本上是“自下而上”的探索，是以民间创新带动国家行动。美国的缓刑，就是由波士顿一个叫奥古斯塔斯的鞋匠独创的，因而他被称为美国的“缓刑之父”。直到去世时，他作了18年缓刑观护人员，按今天的话讲，就是社区矫正志愿者。为了做好这项义务工作，即使生意陷入了困境，他也在所不惜。通过他的努力和影响，在他去世后第20个年头（1878年），马萨诸塞州出台了美国历史上第一部缓刑法规，并确立了缓刑观护官的法律地位。在英美法系国家，只要个人请求合情合理，当地的法官就可以依据“自由心证”原则，突破法律，支持个人请求。这就是为什么在美国，一个普通的鞋匠竟能独创出一种短期自由刑替代措施的原因之一。而依我国的法律传统，只能采取“自上而下”的推动。

诸如此类的不同，的确需要我们在社区矫正移植过程中冷静考量。苏桂英同志恐怕就是担心，以目前的国情、社区发展的现状以及人的素质论，一旦移植出现机体“不适”或“变异”，必给“受体”带来致命伤害。但是，就我国移植社区矫正这一法律制度而言，“供体”与“受体”之间是否有更多的兼容性和同构性（以下简称“兼同”）呢？回答是肯定。

为了使我的阐述更有针对性，我想分别对应苏文中的四个“担心”来说明这个问题。

兼同之一：“斗争哲学”已经让位于“人权人道”，让位于“宽容互助”。

法国经过了历次专政，法国人从“断头台上的平等”中终于幡然醒悟，诞生了伟大的《人权宣言》。人们意识到：“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过于强调专政，就是漠视人权。我们过去的“群众专政”（苏桂英同志认为极可能发展为“业主专政”），在今天已经没有生存的土壤。不仅生活中人道的情感渐多，就连宪法也确立了尊重和保障人权的价值。尽管重刑主义传统根深蒂固，但是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的刑罚已经一步步走向轻缓，是从野蛮走向文明，而不是苏文所担心的“从文明走向野蛮”。过去，罪犯的子女是抬不起头的。如今，他们中的许多人得到了社会的同情和帮助。从这个侧面看，我们的国民已经逐步从僵化的“斗争哲学”中走出来，人性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复苏。据史料记载，奥古斯塔斯就是“一位自信心甚强，并具有充分热忱及深遂同情心的人”。毫无疑问，“人权人道”、“宽容互助”已经成为中西方思维共容的起点。没有淳朴的民心，就没有社区矫正。

兼同之二：社区矫正可以促进社区建设，进一步强化公民的责任感。

“解铃还需系铃人。”法律的问题归根到底是社会问题。对于个体的犯罪，罪犯周围的人或多或少都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因而，犯罪这种社会问题关键还是靠社区成员去协助“案主”解决。从社会学角度看，我们曾一度过于强调政府在社会控制中的作用，忽视社会组织调节的作用。在这种思维的指导下，市民社会（主要体现在社区建设上）发展缓慢，特别是城市社区建设中人们彼此缺乏认同感和依赖感，也就是苏文中所讲的：“社区居民都很忙，邻里之间很少往来”。而西方社区矫正是产生于市民社会的。奥古斯塔斯这样的人物，很显然是市民社会培养出来的人。只有市民社会才能倡导每个社会成员之间彼此负责任，而不是把责任推给政府。很显然，我们也要尽快构建市民社会，特别是加强社区的建设。应该说，近几年我国的社区建设有了长足的发展，目前社区矫正的试点都选在社区建设良好的地区。从社区矫正工作的调研经历中不难发现，社区矫正工作与社区建设是互动的关系。联合国有关机构提出社区建设的十项基本原则中的第三条规定：“在推行社区发展的初期，改变居民的态度和物质建设同样重要。”社区矫正的实行，就是在潜移默化地改变居民的态度。如前所述，“无人专政”不是坏事而是好事，同时“无人专政”也并不等于“无人问津”。罪犯的家人、亲属、朋友、社区上的热心人，他们虽然不是“法律内行”，但是他们更能从情感上拉近与社区矫正对象的距离，更能从日常的细微之处关爱社区矫正对象，这些是专业司法人员所不具备的天然素质。至于“小脚侦缉队员”已经成为昨日黄花，至少我所生活的社区以及我所调研的社区中社区干部绝大多数都是中青年轻人。退一步讲，即便是“小脚侦缉队员”，她们的阅历和热情也是“冬天里的一把火”，能温暖浪子之心。更为重要的是，如今她们可以名正言顺地“苦口婆心”了。这种母性的力量绝不可小视。此外，我国的社区矫正是从上而下推动的，包括司法机关在内的有关部门怎么可能不作为呢？只不过他们的作为更多地体现在依托社区上，更多体现在对社区中的矫正工作者和志愿者进行指导上。因而，社区矫正不可能变成 “无人专政”（我认为这里换成“无人问津”要好些，只是借用一下而矣）。

兼同之三：社区矫正中的“公益劳动”不能等同于“无薪劳动”。

我们都知道，罪犯在监狱里不是无偿劳动，尚不存在剥削的问题，怎么社区矫正竟会“倒行逆施”呢？这是用落后了的眼光看新事物。在社区矫正的实践中，公益劳动突出它的公益性，而不是功利性。公益劳动是要求社区矫正对象在社区从事一定时数的工作与服务，以对被害人、社区进行一定的补偿。从国外的实践看，大体包括收集垃圾、清理街道、修理公共设施、照顾幼儿、医院医疗协助等。我国社区矫正的公益劳动场所也不设在营利场所内，只能选择敬老院、公共健身场地、公共绿地等。公益劳动的时间有严格限制，且不得占用矫正对象正常的工作时间，根本就不存在“薪”与“非薪”的问题。更不允许社区的经济实体、社区人员“享受（剥削）罪犯的劳动成果”。因为矫正对象的权利与社区其他成员一样，是不可侵犯的。在国外，社区矫正对象的公益劳动与私人监狱内的劳动不同。在欧洲一些国家，公益劳动是用来替代短期自由刑或折抵罚金的。不过，我们还真得“防患于未然”，特别是警惕落后地区变“社区矫正”为“社区专挣”。

兼同之四：社区矫正不是掩盖而是解决“监管顽症”。

不可讳言，由于国家经济条件的限制，我国在监管罪犯方面出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超押现象非常严重，到了不得不解决的地步。其实，这是全世界都普遍存在的问题。关键是要找到一个解决问题的机制。近年来，联合国在对全球经济和社会问题的分析中，几乎每年都要提到解决监狱拥挤的行动方案。那就是尽量减少监禁刑，采取监禁的替代措施。可以说，不解决监狱人满为患的问题，其他问题都免谈。台湾学者杨士隆先生指出：从世界范围看，在诸多见解中，“转向处遇”是纾缓监狱拥挤的最为有效的策略。它可以分为“前门策略”和“后门策略”。前者诸如大量适用缓刑等措施，后者如提高减刑、假释比例等。可以说，要想在多重压力下解决“几十年”遗留下来的历史问题，任何人任何时候也做不到。因而，从有利于解决问题的良好愿望出发，将社区矫正移植到中国来，实在是非常必要，而不是“饮鸩止渴”。

说了这么多，并不是全盘否定苏桂英同志的观点，而是旨在倡导这样一种观念，那就是：面对社区矫正这样的新生事物，保持冷静固然重要，但绝不能因此而杞人忧天，尤其要充分相信群众的智慧和力量。


(本文已发表于《人民法院报》2005年5月15第二版)


作者：宋立军
单位：江苏省司法警官高等职业学校法律实务教研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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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原文——《“社区矫正”不要矫枉过正》

“社区矫正”不要矫枉过正

苏桂英

“罪犯”在人们的头脑中就是应该“坐牢”、“蹲监狱”。不过，“社区矫正”的出现正在改变这种传统观念，一些罪行轻微、主观恶性不大的未成年犯、老病残犯可以“回家服刑”。“社区矫正”彰显了刑罚的社会化、执法的人性化和矫正的文明化。试行“社区矫正”是对传统的监狱内监禁式刑罚执行方式的重大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