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 键 词】 职务犯罪 预防调查权 程序
【内容提要】职务犯罪预防调查权是检察权的重要组成部分，有其特定的概念、性质、特征、要素和程序性规定，预防调查的目的在于提出有效预防对策，作为一种独立的工作方法，是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一项基础工作，有必要建立健全相应的程序和制度，实现规范运作，充分发挥其预防职务犯罪的内在价值。
预防调查是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一项基础性工作，是检察预防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检察机关开展预防调查活动不仅具有必要性也具有可行性。笔者从加强预防职务犯罪工作的实务暨检察理论研究的目的出发，通过探究预防调查活动的规律性和法理支撑，期望能对推动我国预防职务犯罪的立法进程，完善中国特色的检察预防制度有所裨益。

一、职务犯罪预防权是检察权应有之义，职务犯罪预防调查权是职务犯罪预防权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检察院组织法》第四条规定，人民检察院通过执法，教育公民忠于社会主义祖国，自觉地遵守宪法和法律，积极同违法行为做斗争。说明检察机关行使检察权的目的，从根本上说就是为了预防和减少犯罪案件的发生。最高人民检察院要求检察机关要结合检察职能开展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并在全国检察系统成立职务犯罪预防部门专门负责此项工作，也说明检察权的行使与职务犯罪预防两者有着密切的联系。职务犯罪预防权是就其实质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延伸，是检察机关在履行职务犯罪侦查权、诉讼监督权、行政执法监督权过程中的一种派生权力，职务犯罪预防作为检察机关一项重要业务工作, 就是要立足检察职能结合办案，发现职务犯罪得逞的体制、机制和制度漏洞，深入研究职务犯罪发生的原因、特点和形成规律，从源头上预防和治理职务犯罪。职务犯罪预防权由三种基本权力组成：职务犯罪预防调查权，检察建议权和宣传教育咨询权。＜＜人民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规则(试行)＞＞第七条至第十三条用七个条文规定了职务犯罪预防调查权（以下简称预防调查权）的性质、要素和内容。预防调查权的主体是人民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部门，可以根据需要，单独或者联合有关行业、部门、单位进行。上级人民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部门可以定期提出专题调查要求，组织下级人民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部门开展调查。调查对象是围绕可能引发职务犯罪的隐患、非规范职务行为，以及职务犯罪衍化的宏观和微观因素开展预防调查。调查内容是定期对职务犯罪发案情况和典型案例进行分析。查明个案原因、症结，把握类案特点、规律，研究区域、行业职务犯罪状况，了解变化趋势。调查方法是开展犯罪分析，应当查阅有关案件卷宗、档案，向有关单位、人员了解情况，旁听案件的法庭审理，必要时，可以邀请有关专家和专业人员参与。调查结果是预防调查结束后应当提交调查报告，并依据调查结果提出和制订预防措施。在预防调查中，应当注意发现并依照规定作好职务犯罪线索移送等工作。应当就犯罪分析结果提出书面报告并向侦查部门通报。对犯罪分析中发现的重大问题，应当及时向检察长报告并提出工作建议。
二、预防调查权依附于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但具有相对独立性，主动性、置前性和效果的间接性
作为职务犯罪预防权的主要实现形式，预防调查权的职权基础是检察机关的法律监督权，预防调查活动不能脱离检察机关的职务犯罪侦查活动和诉讼监督活动。预防调查活动的法律监督职能主要体现为立足检察职能开展预防调查，便于监视职权运行状态，及时发现权力运行过程中的失序及原因，以便提出检察建议，开展宣教咨询，通过对权力的程序性和实体性的跟踪监督保证权力干净高效运行。但预防调查权的依附也是有条件的，其行使主体是职务犯罪预防部门而不是侦查、公诉等办案部门。预防调查权也不具有相关的强制措施，也不能对预防对象产生实体影响，而是通过启动检察建议启动纠错机制间接作用于预防对象。＜＜人民检察院预防职务犯罪工作规则(试行)＞＞对预防调查权的相对性作了强调，将其与其它检察职能相对分离并专门授权给职务犯罪预防部门行使。预防调查作为一种独立的工作 方法有别于初查、侦查阶段的犯罪调查，预防调查的启动不以接受举报或者申请为条件，不以事后查究和处分某种违法犯罪行为为目的，而是一种通过开展调查，发现犯罪隐患，发出检察建议，预防职务犯罪的发生，同时对调查中发现的涉嫌职务犯罪的线索移交侦查部门处理。因此预防调查是一种建设性工作而非办案程序，只要有开展预防调查的必要，经过内部立项审批程序就可以主动进行。预防调查是实施预防行动的前置阶段，准确制订预防方案，有针对性地实施预防行动，获取预期的预防效果，都必须要以预防调查的质量为基础。特别是检察建议与预防对策是否切实可行，关键取决于预防调查的质量。仅有调查质量还是不够的，预防调查效力的发挥必须通过预防对象内部的制约、纠错机制得以实现，预防调查效果的间接性就要求检察机关要充分运用调查结果，适时发出口头或书面检察建议，帮助预防对象建立预防职务犯罪的有效机制，而这才是预防调查的最终目的。对预防调查权的规定还需要预防实践的丰富和发展，建议高检院职务犯罪预防厅领导对预防调查权不断总结完善，在条件成熟的情况下应在起草中列入预防调查权，使检察预防调查工作有明确的国家法律依据。
三、预防调查权作为检察机关的一项程序性权力，其运作过程包括立项审批、移送管辖、作出结论和跟踪反馈等操作程序
预防调查不同于职务犯罪初查、侦查，也有别于普通的调查研究，它是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部门的一项专业性工作，有严格的程序性规定，最终目的在于查明职务犯罪原因，发现职务犯罪隐患，提出有针对性的预防对策，实现遏制和预防职务犯罪的效果。为了保证预防调查的实施，应当实行立项审批。在实践中职务犯罪预防工作实行项目管理制度，预防调查作为职务犯罪预防工作的一个子项目由项目承办人每年提出调查项目，报部门领导及主管检察长审批后立项。预防调查主要有三种类型：个案调查、类案调查和专项调查。预防人员每年每年根据拟开展调查的类型提出调查意向，开展可行性研究报告，进一步明确调查目的、内容、形式、范围、费用等基本要素；预防人员将可行性研究报告呈报预防部门领导审核，同意后报主管检察长审批，经主管检察长同意并发出明确的书面指令，预防人员根据签批的文件开展调查研究；对重要的预防调查如大型社会性调查、涉外性调查等社会影响大的项目应报上级检察机关预防部门备案审查，上级检察机关预防部门在备案审查中发现不应立项而立项的，或者应当立项而未立项的，可以指令下级纠正。实践中预防调查与纪检监察和职务犯罪侦查常常存在衔接关系，必然涉及移送管辖。预防部门在开展预防调查活动中收到举报材料或自行发现涉嫌违法或职务犯罪线索，应当参照控告申诉检察职能中的线索分流和归口承办制度，对于应当由其他机关或本院职能部门管辖的案件或事项，应当制作移送函，报经职务犯罪预防部门领导及主管检察长审批后将相关材料和调查结论一并移送管辖。预防调查的结论和成果，除用于对策分析和资料备份外，还用于提出检察建议。预防部门要根据预防调查制作检察建议，对外送达并跟踪反馈，收集信息，保证预防调查效果的充分实现。
四、预防调查权的实体性权力是讯问询问权、调阅案卷权和社会调查权
预防部门及预防人员开展预防调查应按照审批，制定调查方案，收集相关资料，拟写调查报告，运用调查报告及跟踪反馈等程序进行。在预防调查过程中，可以进行询问、查询、座谈、调取有关材料，也可以商请有关部门进行审核、勘验、鉴定。其中特别要强调预防调查权的三项主要实体性权力。一是讯问询问权。职务犯罪嫌疑人的犯罪心理和动机的剖析必须通过与其进行面对面交流才能了解，其犯罪的主观原因及演变规律还需要通过其亲友及单位同事、领导的口述才能清楚，因此预防调查工作需要借助职务犯罪侦查部门的讯问询问权，才能探究到职务犯罪嫌疑人的深层次犯罪心理，才能制订出更有效的预防对策。所以在检察系统内应赋予职务犯罪预防部门的讯问询问权，预防人员在案件进行到适当阶段，如办案后期证据比较稳定的情况下，以书面请示的形式征得办案人员同意并经检察长审批同意后，可以接触犯罪嫌疑人及有关知情人，制作调查笔录，进行犯罪分析。二是调阅案卷权。预防人员进行个案和类案调查，必须要查阅相关案件卷宗，如果是已结案，可以通过内部程序直接到检察机关档案部门调阅；如果是未结案，涉及案件保密，预防人员应以调阅函的书面形式征得办案人员同意并报经检察长同意，同时保守国家秘密，如果发生泄密等不利于案件查办的情况，应查明事实追究预防人员责任。三是社会调查权。对一些大型社会调查项目，如承担国家级或省市级重点课题，预防人员应积极参与，可以牵头组织审计、纪检、监察等部门组成专门调查组联合调查，或开展规模调查，可以和专业的调查机构或知名专家合作，在一定区域内社会预防网络资源对某类群体、现象、事件等进行社会调查，或进行涉外调查，根据等国际预防性文件的规定与外国专家学者选择国际性重大课题开展联合调查。预防人员开展社会调查要经过检察长同意并报上级检察院备案审查，同时要积极争取本院和上级院的资金和人力资源的支持。
五、职务犯罪预防调查权与职务犯罪侦查权即有区别又有联系，存在程序衔接转化问题
职务犯罪预防调查权与职务犯罪侦查权是两种不同的检察职权，分别由职务犯罪预防部门（或基层检察院专职预防人员）和职务犯罪侦查部门行使。预防调查是检察机关职务犯罪预防部门，对已发生职务犯罪的单位，职务犯罪多发领域、系统和权力运行关键环节，对本地经济、社会发展有重要影响的重点项目或自行发现、群众反映或领导交办、上级批办的一些情况不明、性质不清、群众反映强烈，在体制、管理等方面存在职务犯罪隐患的问题，出于帮助预防单位堵漏建制，预防职务犯罪的目的而展开的一种情况调查活动。而职务犯罪侦查活动是由职务犯罪侦查部门根据群众举报、自行发现或领导交办、上级批办的涉嫌职务犯罪的线索开展初查，侦查并对犯罪嫌疑人采取强制措施，通过取证查清犯罪嫌疑人的职务犯罪事实，追究其法律责任的犯罪调查活动。预防调查权不具有强制性，不经批准不能以预防调查为名直接进行和介入初查、侦查活动，不能使用职务犯罪侦查活动的强制性措施和相关权力，在调查过程中，严禁对被调查对象采取强制措施，更不能对被调查单位帐目、资金等采取扣压、查封等手段，对于调查后认为存在犯罪事实或有犯罪嫌疑的在严格保密的情况下，严格按照司法程序移交反贪、渎检等职务犯罪侦查部门处理，不能自行开展立案侦查。在调查中认为存在违规违纪问题或存在一些职务犯罪隐患的事项又不构成犯罪的，应追究党政纪处分的经批准及时移交纪检、监察部门处理，并以检察建议或召开座谈会等形式要求被调查单位限期整改，协助其开展预防工作。特别要提出的是以上程序具有刚性，不称送即为失职、渎职，预防部门及人员不得违反预防纪律私自隐匿或自行处理涉案线索。职务犯罪预防调查权与职务犯罪侦查权都是检察机关法律监督权的具体实现形式，检察工作具有一体性，预防调查的成功运用可以推动自侦查案的深入开展，如扩展案源线索，摸清犯罪规律，提供预警信息等，自侦查案也为预防调查提供丰富的个案和类案典型案例。预防部门要结合反贪部门“以人查案”、渎职部门“以事查案”、控申部门的举报初查等适量组织预防调查，与侦查部门加强协调配合，预防调查与打击犯罪的检察机关内部协作机制。其中特别要注意从预防调查转入侦查的程序转化问题。预防部门及人员即要对不具备立案条件，不能作为侦查线索追究犯罪行为的一些情况，针对某一领域、部门、单位存在制度上、管理上的严重漏洞和容易诱发职务犯罪薄弱环节作为预防事项，缜密甄别并做好相应的预防工作。又要对经调查发现涉嫌职务犯罪的，一方面严格保密规定（特别是对调查对象保密），一方面转换程序，及时向有关侦查部门移交处理。在预防调查阶段所作的笔录不能直接作为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或证人证言作用，这是因为预防调查与犯罪侦查是两种不同的权力，有不同的程序性规定，如犯罪嫌疑人的供述或证人证言涉及权利告知程序，所以预防调查转入侦查阶段后，侦查人员必须制作讯问和询问笔录，至于预防调查中获取的其他书面材料，则可以在按照证据规则补充相关手续后作为书证使用。还需要提出的是不存在预防权与侦查权的合并问题，只有预防部门向侦查部门移交办案权的问题。特殊情况下预防人员经检察长特批可以参与所发现案件的侦查，但必须按照侦查程序进行，此时预防人员的身份已经发生转移，转为侦查人员而与预防业务没有联系。

天津市滨海新区大港人民检察院 王 煜 赵刚

工伤事故与第三人侵权竞合的法律适用问题

王荣


在现实中，因第三人侵权引起的工伤事故时有发生，比如职工在上下班途中被他人违章驾驶的机动车撞伤，就是非常典型的因第三人侵权引起的工伤。那么工伤职工在获得侵害人的赔偿后，还能否再按照《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呢？
对于这个问题，在司法实践中引起了非常大的争议，给司法实践造成了很大的困惑，直接影响到工伤职工的切身利益。因此，非常有必要对这一问题做一个非常清晰的分析，以便有一个正确的认识。
笔者认为，根据我国目前有效的法律法规来，工伤与第三人侵权竞合的情况下，工伤职工可以分别依照《工伤条例》和《民法通则》等相关法律的规定，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和侵害人的民事赔偿，即可以得到双重赔偿。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我国法律承认第三人侵权与工伤事故能够竞合，但法律并没有规定当事人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救济方式。
根据《工伤条例》规定，职工在工作时间和工作场所内，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等意外伤害的，或者因工外出期间，由于工作原因受到伤害的，或者在上下班途中，受到机动车事故伤害的，都应当认定为工伤。在这几种情形下发生的工伤，大多数是由第三人侵权引起的。因此，既使工伤是由第三人侵权引起的也应当认定为工伤。但是《工伤条例》以及其他法律法规并没有规定当事人只能选择其中一种救济方式。所以，工伤职工当然有权同时选择两种救济方式，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
需要说明的是，这里引起工伤的“第三人”应该是指除用人单位和本单位正在履行工作职责的职工以外的法人、其他组织或者个人。如果工伤事故是本单位正在履行工作职责的其他职工引起的，那么工伤职工则不能再向引起工伤事故的职工提出人身损害赔偿。因为该职工履行职责的行为是代表本单位，其行为后果应该由用人单位承担，即只能依法享受工伤保险待遇。这时劳动者就不能获得双重赔偿的。

第二，第三人侵权造成他人身体伤害的应当承担赔偿责任，这是侵害人的民事责任，同时也是受害人的民事权利，侵害人与被害人之间形成的是一种民事法律关系。
我国的《民法通则》第九十八条规定，公民享有生命健康权，第一百一十九条规定，侵害公民身体造成伤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因误工减少的收入、残废者生活补助费等费用；造成死亡的，并应当支付丧葬费、死者生前扶养的人必要的生活费等费用。因此，第三人侵害他人身体造成伤害的，被侵害人依法享有获得赔偿的权利。这一点在实践中并没有争议，故不再赘述。

第三，职工发生工伤后享有工伤待遇是法律赋予的权利，也是保险机构和用人单位法定的义务，扣减工伤保险待遇的做法是没有法律依据的。
我国的《劳动法》第七十三条规定，“劳动者在因工伤残或者患职业病的情形下，依法享受社会保险待遇”。《工伤条例》第二条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有雇工的个体工商户应当依照本条例规定参加工伤保险，为本单位全部职工或者雇工缴纳工伤保险费。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的各类企业的职工和个体工商户的雇工，均有依照本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的权利”。另外，《工伤条例》第五章专门对工伤保险待遇的具体内容作了明确的规定。
如果职工发生工伤事故并依法认定为工伤的，那么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和用人单位就应当按照《工伤条例》第五章的规定给付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工伤职工与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之间就工伤保险待遇问题形成的是一种行政法律关系。这与工伤职工与侵害人之间形成的民事法律关系是完全不同的。作为给付工伤保险待遇的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应当按照法律的规定支付保险待遇，没有法律规定的情况下，是不能减少法律规定的工伤保险待遇的，否则就是不合法的。如果用人单位没有参加工伤保险，职工发生工伤，按照《工伤条例》第六十条规定，用人单位应当承担《保险条例》规定的全部工伤保险待遇（包括本应由工伤保险基金负担的部分）。这是以行政法规的形式，确立了用人单位未参加工伤保险时对工伤职工应承担工伤保险待遇的义务。用人单位也不得以侵权第三人赔偿了相关费用而拒绝支付相应的工伤保险待遇。

第四，法律并没有赋予工伤保险机构和用人单位对侵害人享有代位求偿权，因此不得要求劳动者先向侵害人索赔后才能申请保险待遇。
《工伤条例》及其他法律并没有赋予保险机构和用人单位对因侵权引起工伤的侵害人享有代位求偿权，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不能要求工伤职工必须先向侵害人索赔后才能申请工伤保险待遇，也不能从工伤职工应享有的保险待遇中扣减其从侵害人处获得赔偿款项。目前，一些地方政府在制定贯彻《工伤条例》的实施意见中，规定如有第三方责任赔偿的部分，用人单位或社会保险经办机构不再支付相关待遇。这样的规定同样没有法律依据，与《工伤条例》的规定相抵触，侵害工伤职工依《工伤条例》获得工伤保险救济的权利。

第五，原《工伤办法》第二十八条的适用问题。
主张因第三人侵权引起的工伤不能获得双重赔偿的主要法律依据是原劳动部1996年颁布的《工伤办法》。该办法确立了工伤保险与交通事故竞合时，工伤保险实行差额赔偿的原则。其中第二十八条对因交通事故引起的工伤的保险待遇支付问题做了较为明确的规定：“由于交通事故引起的工伤，应当首先按照《道路交通事故处理办法》及有关规定处理。交通事故赔偿已给付了的部分，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不再支付，而且规定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先期垫付有关费用的，职工或其亲属获得交通事故赔偿后应当予以偿还。但交通事故赔偿给付的死亡补偿费或者残疾生活补助费低于工伤保险的一次性工亡补助金或者一次性伤残补助金的，由企业或者工伤保险经办机构补足差额部分。”
笔者认为原劳动部制定的《工伤条例》属于部门规章，而且只是试行办法，而国务院颁布的《工伤条例》属于行政法规。当行政法规与部门规章都对职工工伤保险做出规定时，作为效力较高的《工伤条例》实施后，自然就取代了原来的《工伤办法》，所以在《工伤办法》已不在具有法律效力了。遗憾的是，很多专业人士包括一些法学专家并没有认识到这一变化，仍然沿袭旧的《工伤办法》的做法，深受《工伤办法》第二十八条规定的影响，这不能不说是广大劳动者的不幸。

第六，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工伤职工也可以获得双重赔偿。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自2004年5月1日起施行）第十二条第一款规定：“依法应当参加工伤保险统筹的用人单位的劳动者，因工伤事故遭受人身损害，劳动者或者其近亲属向人民法院起诉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告知其按《工伤保险条例》的规定处理”。第二款规定：“因用人单位以外的第三人侵权造成劳动者人身损害，赔偿权利人请求第三人承担民事赔偿责任的，人民法院应予支持”。
上述规定的第一款是规范劳动者与用人单位之间的工伤保险关系，因此发生争议的应当按照《工伤条例》的规定处理。另外，该规定从另一个角度明确了发生工伤的职工不能向用人单位提出人身损害赔偿，只能按照《工伤条例》的规定要求工伤保险待遇，不能再以人身损害请求用人单位承担民事赔偿。第二款是规范用人单位以外的侵权第三人与被侵害职工之间的民事法律关系，非常明确地规定劳动者向第三人提起人身损害赔偿应当支持。所以，当工伤事故与第三人侵权发生竞合，受害职工可以分别依照不同的法律获得救济。
当然，劳动者获得人身损害赔偿与获得工伤保险待遇在赔偿标准、归责原则、法律适用等方面是存在非常大的差别的。工伤保险实行用人单位无过错责任，且不考虑劳动者是否有过失，其应得的保险待遇法律也有明确的规定，主要适用《劳动法》和《工伤条例》；而人身损害赔偿则需要考虑侵权行为的法定归责原则、侵害人和受害人各自的过错、受害人实际遭受的损失以及侵害人的赔偿能力等因素，主要适用《民法通则》等法律法规。

在最后需要指出的是，实际操作中有一个值得引起注意的现象，那就是工伤职工在向保险经办机构申请工伤待遇和人身损害赔偿时，工伤保险机构或者用人单位和侵害人往往都要求被害人提供医疗费用和其他费用的原始发票（或者其他原始票据），否则仅凭复印件不予赔偿。笔者认为由于侵害人的赔偿责任和保险机构支付保险待遇均属于法定义务，只要工伤职工实际发生了相应的费用和经济损失，侵害人和工伤保险经办机构以及用人单位就应该承担赔偿责任，而不能以没有提供发票原件为由予以拒绝。尤其是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和用人单位在其内部操作规程中应当明确劳动者可以凭经核实无误的发票复印件申请工伤保险待遇，以保障工伤职工的救治权和经济补偿权。当然，作为受害职工应证明其发票的原件的真实性（如在复印件加盖原医疗单位的公章证明与原件一致，或者出示原件由对方核实后提供复印件）。

综上所述，由于工伤保险与第三人侵权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而我国法律并没有规定在两者发生竞合时，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和用人单位可以扣减工伤保险待遇，也没有规定工伤保险经办机构和用人单位对侵权责任人享有代位求偿权。所以，工伤职工在获得侵权责任人的赔偿后，仍有权依据《工伤条例》的规定享受工伤保险待遇。笔者在此也呼吁有关部门能尽快出台相关规定，明确劳动者在获得侵害人的赔偿后仍然有权享受全部的工伤保险待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