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纵证券交易市场民事赔偿若干问题初探

李俊敏


众所周知，证券市场的存在，是一个国家或者地区社会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它为投资人和企业提供了一条投融资的渠道。我国股民在深沪两证券交易所开户数已达6900万户，“股市是国民经济的晴雨表”，已成了社会大众的共识。因此，证券市场在国民经济中占有相当重要的地位。然而，由于证券交易是在证券交易所挂牌系统自动报价，按照时间优先、价格优先的原则，由计算机自动撮合成交，具有无记名、无实物、无纸化、交易对象和交易行为较隐蔽的特点。这就使得一些人能够利用其资金、信息和持股优势进行投机，甚至轻而易举地操纵证券交易市场，从而谋取暴利或其他利益。如在我国不长的证券发展史上，就发生了上海万国证券公司“327”空抛案、中科创业（原名康达尔，代码0048）股票操纵案等一系列案件，尤以亿安科技（原名深锦兴，代码0008）操纵股价案最为经典。责任人李鸿清、罗健梓、程冰芳、王琦等人共谋集中资金炒作亿安科技股票，他们从欣盛、中百等7家公司划拨资金18.01438127亿元，?K通过股票质押融资19亿元，开立792个股票帐户，进行不转移股票所有权的自买自卖68409笔，交易5555.3895万股，高峰期持股占该股流通股总量的87.34%，股价则由7.55元起步，经过一年多的运作，被拉升到126.31元的天价，然后逐步兑现筹码，最终到中国证券监督委员会查处之时，非法获取暴利达4.64869362亿元。证券买卖，是一种零和游戏，一方的盈利，是建立在另一方的亏损基础上的，操纵亿安科技股票价格的庄家，其4个多亿的暴利使得众多中小散户投资者倾家荡产，血本无归。虽然庄家李鸿清、罗健梓等人已被提起公诉，2003年3月26日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已公开开庭审理了本案，他们将面临刑事追究和时间不短的铁窗生涯。但是，那些深受庄家操纵股票市场之害的中小散户投资者们，要维护自己的权利和挽回经济损失还有漫长的路要走，他们有权利拿起法律的武器要求操纵证券交易市场的庄家们，承担民事责任。本文现就操纵证券交易市场行为民事赔偿若干问题作个肤浅的探讨。
一、关于操纵证券交易市场行为之界定

《现代汉词典》对操纵一词的解释为：用不正当的手段支配、控制。在证券法较发达的英、美等国家，其对于操纵证券交易市场行为占主导地位的解释是：意图造成不真实或足以令人误解其买卖达到繁荣状态或抬高、压低、稳定证券之价格，以诱使他人购买或出售该证券的一系列交易行为。在我国，多数学者援用现成的法律法规来界定操纵证券交易市场行为的定义，其中有援用《刑法》第182条的规定的，即有下列情形之一，操纵证券交易价格，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转嫁风险：单独或者合谋集中资金优势，持股优势或者利用信息优势，联合或者连续买卖，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的；与他人串通，以事先约定的时间、价格和方式相互进行证券交易或者买卖并不持有的证券，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交易量的；以自己为交易对象，进行不转移证券所有权的自买自卖，影响证券交易价格或证券交易量的；或者以其他方法操纵交易价格的行为即为操纵证券交易市场行为。也有援用《禁止证券欺诈行为暂行办法》第七条来确定操纵证券交易市场行为的定义：操纵证券交易市场行为是指任何单位或者个人以获取利益，减少损失为目的，利用其资金、信息等优势或滥用职权操纵市场，影响证券交易价格，制造证券市场假象，诱导或致使投资者在不了解真相的情况下作出证券投资的决定，扰乱证券市场的行为。但笔者认为：法学理论要善于总结和抽象，才能对司法实践和立法实践具有指导意义，因此，直接援用或套用现成的法律法规是不妥的。本人认为：操纵证券交易市场行为，又可简称为操纵市场行为，它是指行为人采取不正当的方法和手段支配、控制证券交易，故意抬高、打压、稳定证券的交易价格，并使之处于交易活跃状态，以诱使他人购买或出售该证券，从而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转嫁风险的行为。这个定义的好处在于它从法律行为的构成要件，即从主观方面和客观方面来叙述，比较符合法律用语的特点。

二、操纵市场行为具有如下特征

1、操纵市场行为具有隐蔽性和欺骗性

由于证券交易系统是一个全国性的系统，交易对象是不确定的投资人，其交易平台就是沪深两交易所的挂牌系统，按照时间优先和价格优先的原则，根据报价，由计算机自动撮合成交，交易的双方互不清楚对方的情况。一般情况下，投资人是根据上市公司发布的信息以及证券的历史走势等来判断和作出投资决定的，当某只个股被庄家控制后，其股价走势就不再是该股真正的价格反映了，加之相关信息的配合，一般的投资人是无法知晓真正的内情的，从而容易被虚假的表象误导作出违背其真实意思表示的投资决定。

2、操纵市场行为具有社会危害性和可责罚性

操纵市场的人即俗称的庄家，其最终目标都是要获取不正当利益或转嫁风险，它必然要以牺牲他人的利益为前提，也必然要破坏一个国家或地区的经济秩序，动摇一个国家或地区的政治稳定。因此，操纵市场行为侵害的对象，上至国家，下至平民百姓，其社会危害性是非常严重的。所以，世界各国均以刑法、民法、行政法的手段对操纵市场行为和行为人进行处罚和约束。我国刑法第182条规定犯操纵证券交易价格罪的，可判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拘役，我国证券法第184条和第207条还规定了相关的行政责任和民事赔偿责任。

三、操纵证券市场的危害

操纵证券交易市场，旨在通过人为地影响证券市场的交易量，造成交易活跃的假象，进而影响证券的交易价格，欺骗广大中小投资者使自己从中获利，这种人为地扭曲证券市场价格的行为，不是真正的市场行为，违反了市场经济的内在规律，给国民经济的正常秩序造成了极大的危害。

1、操纵证券交易市场，破坏了证券市场秩序，危害国家金融体系的安全，阻碍国家社会经济的发展，严重的可能引发股灾和经济危机。

国家的金融体系是国民经济的命脉，金融体系主要由证券市场、银行、汇市组成，证券市场是国民经济的重要部门，它具有引导投资，重新配置一个国家或地区经济资源的功能。在我国，它还担负着为国有企业所有制改造和为城乡居民十万亿储蓄找出路的重任。因此，牵一发而动全身。操纵市场行为破坏市场运行机制，扰乱市场秩序，进而影响汇市，动摇国家货币的汇率和利率，最终导致金融体系对社会资源、经济资源的合理配置，产业结构优化和调整、提高经济效益等功能的丧失和全面崩溃，甚至有可能引发经济危机。如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的世界经济危机的发生，操纵证券市场和过度投机是其中的重要原因。

2、操纵证券市场，造成虚假的供求关系，扭曲正常的市场价格，造成异常的资金流动，误导投资者的投资决策和投资行为。证券作为金融商品进入市场，虽然购买者必须支付真金白银，实际上它是一种虚拟的资本，其价格是上市公司赢利状况和资本利率状况的集中体现，具有很大的不确定性。操纵市场者利用了证券交易无记名、无实物、无纸化、交易对象和交易行为隐蔽的特点，利用市场调节价格的原理，通过故意抬高、打压、稳定价格的手段人为地影响市场价格和供求关系，误导资金流向能够给操纵市场者带来暴利的证券品种，而不是流向最需要资金的企业、公司和相关产业，把证券市场搞得象个巨大的赌场，导致证券市场基本功能的全面丧失。

3、操纵证券交易市场，直接损害投资大众，尤其是中小散户投资者的经济利益，操纵者利用资金、持股和信息优势，联合或连续交易某证券，造成交投活跃的虚假表象，而中小散户投资者在资金、持股和信息方面均处于劣势和被动地位，无法与强大的操纵者抗衡，他们往往成为操纵者获取暴利的资金提供者和庄家转嫁风险的承受者。

四、操纵证券交易市场行为的构成要件

1、操纵证券交易市场行为的主观要件

由于操纵者的动机即最终追求目标或原始动因是为了谋取非法利益或避免重大损失，因此，便人为抬高、打压、稳定证券价格，诱使他人参与买卖，从而获取暴利或转嫁风险。其主观上对于他人经济利益的损害是故意的，也即操纵者对他人利益的损害是已经预见到了并积极追求损害结果的发生，或放任损害结果的发生。操纵者追求非法利益的欲望值的大小，决定其损害他人经济利益的程度，其欲望值越大，表明其主观上的恶意越大。

2、操纵证券交易市场行为之客观要件

a、行为人实施了相应的违反法律规定的操纵证券交易市场行为，主要是实施了刑法和证券法等法律法规所禁止的交易行为。

b、操纵证券交易市场行为必须已经造成损害他人财产利益的后果。仅有操纵市场行为，没有造成损害他人经济利益后果的，不是民法意义上的操纵证券交易市场行为。比如，由于计划不周、操纵市场计划泄密、国家政策调控等原因，导致操纵市场的失败，不但未从证券市场获利，反而因自己的操纵市场行为使自己损失巨大，将自己全线套牢，使操纵者成了从多中小散户投资者的买单人。

c、操纵证券交易市场行为与受害人被损害的结果之间必须具有因果关系，否则，该操纵市场行为也不能成为民法意义上的操纵证券交易市场行为。比如，受害人被损害的结果是由于政策风险、系统风险、个股基本面转坏等原因导致，与操纵市场行为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

五、操纵证券交易市场行为的主要类型

1、行为人采取做股评、荐股，在媒体上发表文章，散布谣言的方法，哄抬或打压证券价格，如北海投资公司收购苏三山案。1993年10月，湖南省某地物资局一干部用公款100万买入汇苏昆山县三山股份有限公司股票（简称苏三山，代码0518）15万股，然后，他以北海投资公司的名义向深交所发出匿名信，提出要收购“苏三山”股票的虚假意向，同时，又以北海正大的名义，向媒体通报所谓的收购消息，11月6日，《深圳证券报》发布了题为《北海正大置业致函本报向社会公众收购苏三山股票》的消息，使该股股价当日上涨了37.35%（当时尚未实行10%的涨跌幅限制的制度），该干部乘机卖出苏三山股票。后来，由于有关部门出面辟谣，于是，苏三山股票价格出现连续跳水，一大批跟风炒作的中小散户投资者损失惨重。

　　中美刑法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之比较研究
　　
　　王能干（xbgx@163.com；QQ:28532012）
　　
　　2008年8月29日全国人大公布了《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修正案（七）（草案）＞的说明》，其中有关于刑法第三百九十五条“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合法的，处五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的修改建议，即“将本罪的最高刑由五年有期徒刑提高到十年有期徒刑。”笔者现结合中美刑法中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之有关差异，对此作一粗浅的分析，并提出自己的建议，仅供立法者之参考。
　　一、中美刑法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之比较
　　1、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是否归罪的比较
　　在我国刑法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指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不能说明其合法来源的行为。本罪首先规定于198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关于惩治贪污罪贿赂罪的补充规定》，并为1997年修订的新刑法所吸收，规定于贪污贿赂罪一章。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主体为依照法律从事公务的国家工作人员。犯罪客体为复杂客体，既侵犯了职务行为的廉洁性，又侵犯了国家正常的财产制度。犯罪的客观方面具有两个基本特征，一是行为人有与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财产或者支出记录；二是行为人无法说明上述财产或者支出的合法来源。犯罪的主观方面为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发生侵犯国家工作人员职务行为廉洁性和公私财产权的危害结果，而希望或者放任这种结果的发生。
　　通过我国刑法的规定就可以看出，国家工作人员拥有与自己的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财产且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行为，是可以构成犯罪的行为。
　　在美国刑法中，由于美国具有英美法系“法官造法”的特点，因此对具体的罪名的规定十分繁琐详密，没有如大陆法系的刑法典那样对罪名下一简明的定义，相应的对于类似我国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刑法规定也散见于不同的刑事法律之中。1978年，美国颁布了《政府官员行为道德法》，1989年修订为《道德改革法》。这一法律是规范了财产申报制度。它规定，总统、副总统、国会议员、联邦法官以及行政、立法和司法三大机构的工作人员，必须在任职前报告自己的财产状况，上任后还须按月申报。同时，财产申报不只限于申报者本人，还必须包括其配偶或受抚养的子女的有关情况。除在国家安全部门工作或其他不宜暴露身份的官员外，各受理申报的机关均须将财产申报资料公开，供大众查阅复印，以便接受社会监督。对拒不申报、谎报、漏报、无故拖延申报者，各单位可对当事人直接进行处罚。司法部也可对当事人提出民事诉讼，法院将酌情判处1万美元以下的罚款。对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的人，司法部可提出刑事诉讼，判处最高25万美元的罚款或5年监禁。
　　通过上述美国的法律规定可以得知，美国刑法主要是处罚财产申报中拒不申报、谎报、漏报、无故拖延申报以及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的行为。其处罚力度和中国刑法类似，上限为5年监禁。
　　综上所述可以得知，中美两国刑法都将应当履行说明或者申报巨额财产来源的相关义务人违反了法律规定的行为当作犯罪行为来惩处，所不同的情况是，我国刑法对国家工作人员处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法律依据是刑法第395条，而美国法律的处罚依据则是财产申报方面的相关法律。
　　2、关于财产申报的义务是否作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定罪之前提的比较
　　1995年5月25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联合发布《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第一次明确提出对中国官员的收入实行申报。 根据规定，所有的各级党的机关、人大机关、政协机关、审判机关、检察机关中的县（处）以上（含县处级）领导干部，社会团体、事业单位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以及国有大中型企业的负责人都必须申报自己的收入。收入申报的项目主要包括工资；各类奖金、津贴、补贴及福利费等；从事咨询、讲学、写作、审稿、书画等劳务所得；事业单位的领导干部、企事业单位负责人承包、承租经营所得。该规定的第六条还规定，申报人不申报或者不如实申报收入的，由所在党组织、行政部门或者纪检监察机关责令其申报、改正，并视情节轻重给予批评教育或者党纪政纪处分。
　　在我国法律制度中，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所发文件不能作为刑法的法律渊源，也就不能作为法院定罪量刑的审判依据。上述关于党政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即使违反了也只能给予党纪政纪处分，因此，关于财产申报的义务不能作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定罪的前提。对于国家工作人员定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并非是因为其违反了财产申报之义务，而是因为司法机关在确凿掌握了其拥有了与其合法收入差距巨大的财产之后，该国家工作人员不能说明合法来源的行为。根据相关司法解释，不能说明合法来源，包括以下四种情形，一是行为人拒不说明财产来源；二是行为人无法说明财产的具体来源；三是行为人所说的财产来源经司法机关查证并不属实；四是行为人所说的财产来源因线索不具体等原因，司法机关无法查实，但能排除存在来源合法的可能性和合理性的。
　　《美国政府道德法》规定，对于拒绝申报和作虚假申报的一般公务员，应对其作出5000美元以下的罚款；若各机关首脑拒绝申报或提供不实的申报资料，则可委请司法部长予以处理，各级政府首脑亦应对其采取适当的人事或其他措施。
　　财产申报制度成为美国政府打击腐败的得力武器。通过审查官员的财产状况，可以及时发现所谓的“利益冲突”。美国法律规定，禁止政府官员参与可能导致公共利益和个人利益实质性冲突的事务。比如，参议院军事委员会认为，在国防部任职的官员，只要拥有每年与国防部做1万美元以上生意的公司的股票，就存在潜在的利益冲突。在批准官员任命前，委员会都可以要求采取适当的措施。
　　也就是说，在美国刑法中，追究公职人员的财产来源不明之罪，其应当履行财产申报之义务是定罪的前提。如果没有财产申报之义务，即使拥有再多的无法说明来源的财产，并且也没有其他犯罪行为的，就不能对其定罪。
　　3、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证明责任分担之比较
　　根据我国刑事法律相关规定，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一般情况下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的责任，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应当如实陈述，只有在例外情况下，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才应当承担证明责任。这一例外情况就是指我国刑法第395条第1款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规定。依据该款规定，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差额巨大的，可以责令其说明来源。本人不能说明其来源是合法的，差额部分以非法所得论，处5年以下有期徒刑或者拘役，财产的差额部分予以追缴。也就是说，对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犯罪嫌疑人负有说明其明显超过合法收入的那部分财产的来源的责任，如果不能说明来源是合法的，则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论处。这是典型的证明责任倒置，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承担证明自己无罪责任的一个例外。但是，证明国家工作人员的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并差额巨大这一事实存在的责任，仍然由司法机关承担。
　　也就是说，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证明责任分担中，司法机关必须证明国家工作人员存在财产或者支出明显超过合法收入并差额巨大这一事实的存在，而犯罪嫌疑人则要承担说明那部分财产来源合法的证明责任。
　　英美法系国家刑事诉讼中，证明责任主要由控诉人承担，但在一定条件下转到被告人身上。按照美国司法制度，证明责任有两层含义：一是举证责任，控告一方为避免驳回诉讼，有责任向法院提出证明被告人有罪的证据；被告一方如果进行否定罪责的辩护时也承担一定得举证责任。二是说服责任，控诉一方为保证法院作出对被告人的有罪判决而进一步反驳辩护所承担的证明责任。此外，在法律推定有罪的情况下，被告人为了驳斥推定，应当举证。但无论如何，被告人的证明责任的范围都是法律明确规定的，而不是任意扩张的。根据这些法律规定，在公职人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行为的追究上，司法机关主要承担的是证明公职人员不按照法律规定申报财产的责任，而公职人员则需要对自己已经如实申报财产这一部分承担证明责任。
　　由此可以看出，我国刑法中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证明责任和所有其他犯罪行为的证明责任是不同的，是需要被告一方承担相应证明责任的，在美国法律中也是双方互有证明责任。
　　4、关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是否单独适用之比较
　　在我国，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自设立以来没有单独适用过。该罪总是成了贪污罪、贿赂罪的附带罪名，客观上为腐败分子们提供了一个兜底条款，从而使该罪存在着构成要件的独立性和实践上的附随性冲突，这也是该罪存在的不合理之处。
　　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之所以没有单独适用过，并不是因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构成要件上的欠缺，而是因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行为总是伴随着国家工作人员贪污、贿赂等犯罪行为的存在而存在，当其他犯罪行为已经查证属实之后，仍然有巨额的财产来源不明。刑法上所说的财产来源不明，并非民法上的所说无主财产，而是推定该部分财产属于国家工作人员所有，但是该国家工作人员拒不说明该部分财产的合法来源。由于该国家工作人员犯有贪污、贿赂等其他犯罪行为的同时，根据刑法确定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就顺理成章了。如果该国家工作人员没有其他犯罪行为，仅仅定单独的一个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似乎有违该罪的本意。当然，我们也不能排除今后会有单独适用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一情况出现的可能性。
　　根据美国的法律，公职人员违反了财产申报方面的法律，可以被单独处罚，是否存在其他犯罪行为，并非该罪成立的要件。美国在实行财产申报制后，因巨额财产来历不明而受处理的大小官员不计其数，其中影响最大的是众议院议长赖特违反道德法规案。1989年赖特因在过去10年间先后69次违反国会对议员财产收入的法规而被迫辞职，成为200多年来美国第一个违法贪财而被迫辞职的众议院议长。
　　通过上述比较，可以得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美国是可以被单独适用的，但是其主要表现形式是违反了财产申报的法规，即行为的重点是在财产申报中拒不申报、谎报、漏报、无故拖延申报以及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的行为，并不必然推定其犯有其他犯罪行为。在这一点上，和我国的刑法是有很大的不同之处。
　　二、如何借鉴美国经验来修改我国刑法中的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我国刑法修改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在即，如何借鉴美国经验来修改该罪的一些内容，需要进行一定的甄别。提高法定刑的上限，增设刑罚的档次，固然是比较好的思路，但是，与其让该罪显而易见的缺陷依旧存在，倒不如从根源上加以防治，即增加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的义务，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规范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
　　1、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之义务应当作为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定罪的前置条件
　　我国虽然有《关于党政机关县（处）级以上领导干部收入申报的规定》这一文件，但由于其并非正式的法律文件，司法机关不能据此来执法。而追究国家工作人员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同时，却没有对国家工作人员违反财产申报之义务作出刑罚处罚的法律规定，因此，司法实践中只有当某位国家工作人员在有贪污、贿赂等罪行时，才有可能查明巨额财产来源不明行为的事实存在，而没有被查获的案件数却可能比较多，这既是一种事实上的不公平行为，也对打击这类犯罪行为不利。因此，要追究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首先应当制定国家工作人员财产申报方面的法律，象美国法律那样，通过详实的财产申报制度来规范公职人员的义务，这样既可以提高政务公开的透明度，也可以减少公职人员犯罪的几率。当然，在制定财产申报法律时，可以借鉴美国现有的法律，既要规定申报主体，也要规定申报财产的范围以及法律责任。
　　2、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定罪的客观方面应当是国家工作人员拒不履行财产申报义务的行为，而非拒不说明巨额财产来源的行为
　　存在着拒不说明巨额财产来源的行为，能否一定推知该国家工作人员有罪？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根据现代刑事诉讼法关于无罪推定的原则，被告人没有证明自己有罪的义务，公诉机关应当有详实的事实证据和法律依据对被告人提起诉讼。虽然查实国家工作人员有巨额财产，但是公诉机关也没有查明该项财产的来源，就不能将财产来源的证明责任转嫁给被告人，由被告人自己去证明其有罪。如果有法律规定国家工作人员必须如实申报自己的财产来源，那么当国家工作人员有拒不申报、谎报、漏报、无故拖延申报以及故意提供虚假信息的行为的同时，又查获了巨额财产，就可以对国家工作人员不履行或者不如实履行财产申报义务的行为进行定罪处罚。也就是说，司法机关并不是追究其拒不说明巨额财产来源的行为，而是在惩处国家工作人员不如实履行财产申报义务的行为。
　　3、对于已经如实履行财产申报义务仍查明有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行为应当分别对待
　　司法实践中，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的行为总是伴随着贪污、贿赂等行为。民众普通对该罪存在的质疑就是国家工作人员不可能说不出巨额财产的来源，一定会清楚的记得每笔财产的收入来源，只有查实了巨额财产的来源，就必定推知该国家工作人员犯罪事实的存在，对其定罪就是合理合法的。笔者认为，巨额财产的来源未必象普通民众想像的那样一定能查个水落石出。打个比方说，在某人家里发现一定量的毒品，而这个人无法说明毒品的来源，司法机关也没有证据证明该毒品的来源是这个人私藏的还是他人栽赃陷害的，是否一定要以私藏毒品罪来定罪呢？当然不能。再来看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有关规定。1999年9月1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通过的《关于人民检察院直接受理立案侦查案件立案标准的规定（试行）》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立案标准提高到30万元。根据这一立案标准，国家工作人员构成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的犯罪数额应达到30万元以上。不满30万元的，不能认定构成本罪，但其非法所得应依法予以追缴。在我国尚没有财产申报法律下，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达到30万元以上，就可以立案。笔者认为，在今后，我国若制定财产申报法，那么，国家工作人员已经如实履行财产申报义务，对于仍然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如何定罪，应当分别对待。
　　第一种情况是已经如实履行财产申报义务仍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并且犯有其他相关的贪污、贿赂犯罪行为的，应当以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定罪处罚。关于这一点笔者认为我国现行的法律规定并无不妥之处，当然，是否要提高法定刑的上限，可以在相关的财产申报法中加以具体规定。
　　第二种情况是已经如实履行财产申报义务仍有来源不明的巨额财产，但没有其他相关的贪污、贿赂犯罪行为，不能排除是他人栽赃陷害的，不应当定罪处罚，该项财产可以按照法律规定追缴。这里所说的不能排除他人栽赃陷害的情况，笔者认为只有在有举报在先的情况下，或者财产申报监督机关履行常规检查或者司法机关立案处理进行调查后，财产申报监督机关或者司法机关和该国家工作人员几乎同时发现巨额财产的存在。但是要注意的是，该项财产可能是其银行帐号上的款项，也可能是其他种类的财产。如果国家工作人员本人发现该项财产的时间在先，司法机关立案处理的时间在后，并且存在着较大的时间差，仍然可以按照隐匿财产不报的行为进行处理。
　　三、结语
　　虽然中美刑法之间存在着较大的差异，隶属于不同法系，但是他山之石，可以攻玉。美国刑法关于财产申报制度之健全，规范的详细，是借得我国刑法借鉴的。共同打击职务犯罪，是全球面临的重大课题。只要我国刑法从财产申报等方面进行了规范，特别是堵住了巨额财产来源不明罪这一所谓“口袋罪”上的漏洞，就一定能够更好的规范国家工作人员的职务行为，使其更好的服务于人民的利益。
　　
　　参考书目：
　　张明楷著：《外国刑法纲要》，清华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
　　周振雄著：《美国司法制度概览》，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
　　张明楷、黎宏、周光权著：《刑法新问题探究》，清华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