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重大责任事故还是危险物品肇事

四川省泸县法院 朱天云 邓能奎


被告人李绍权系泸县玄滩镇高场引线鞭炮厂六个股东之一，拥有一鞭炮生产线和一引线生产线，实行独立核算，自主经营、生产和管理。其引线车间由被告人李绍权聘请被告人李绍银负责管理，保管原材料、成品引线以及负责引线车间的生产和安全等工作，兑药房由兑药师谢和明负责兑药，兑药房勤杂工谢海云负责在被告人李绍银处领取兑药原材料并将已兑好的药及时运至中转房储存。按有关装、兑药房岗位安全规定：本岗位只限一人，每次领用兑药量不超过1500克，存放药量不超过250克，禁用钢铁质及其它易产生火星的工具。兑药师谢和明使用的正是被告人李绍权从泸州购回的一筛网为不锈钢筛子的兑药工具。领取原材料（氯酸钾，每包重25公斤）的记录载明：一日内领取氯酸钾量为2——11包不等。2003年4月上旬，被告人李绍权因家里装修房子及其他工作，约二十天没到厂，其间，兑药房勤杂工谢海云因农忙和其他原因未上班，由谢和明叫其亲戚廖维珍（无上岗证，未培训）到兑药房当勤杂工。2003年4月29日，被告人李绍银到玄滩镇赶集至下午6时仍未回厂，当日因气温高，其他车间已停产，18时30分许，谢和明在使用不锈钢筛子筛药时，发生燃烧并爆炸，将在同一兑药房扫地的廖维珍当场炸死，谢被炸成重伤，经即时送泸州医学院抢救无效，于5月3日死亡。
本案在审理过程中，对谢和明在兑药过程中违反有关规定而在兑药时发生爆炸，导致二人死亡的严重后果，已经构成犯罪无异议。但对二被告人的犯罪在定性上有两种不同意见。
第一种意见认为：被告人李绍权、李绍银之行为构成重大责任事故罪。理由是：1李绍权、李绍银为企业业主和负责管理的人员，符合重大责任事故罪的主体身份。该罪为特殊主体，是指工厂、矿山、林场、建筑企业或者其他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这些单位既包括国家的、又包括集体的。作为本罪主体的上述单位职工，并非该单位从事各种工作的职工，而是指那些直接从事生产的人员和直接指挥生产的人员。2、最高人民检察院《关于刑法第114条规定的犯罪主体的适用的联合通知》所作的解答:企业、事业单位的职工和群众合作经营组织，个体经营户从业人员，没有经过培训、也没有经过技术培训、没有受到必要的安全教育，不了解规章制度，因而发生重大责任事故，行为人不负法律责任，应由发生事故的单位和经营组织、经营户有直接责任人员的负法律责任。廖维珍为无上岗证人员，且未经过培训，李绍权、李绍银为直接责任人员，故应对该事故负法律责任。3、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生产过程中违反规章制度，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案发当日，其他车间都因天气热、气温高停产，而具有最大危险性的兑药工作，仍在生产，属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
第二种意见认为：李绍权、李绍银之行为属危险物品肇事性质。危险物品肇事罪，是指违反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的管理规定，在生产、储存、运输、使用中，由于过失发生重大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1、本罪的主体为一般主体。从司法实践案件情况看，主要是从事生产、储存、运输、使用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物品的职工，但不排除其他人也可能构成本罪。2、危险物品肇事罪的犯罪对象是特定的,即包括爆炸性、易燃性、放射性、毒害性、腐蚀性等5类危险品。所谓爆炸性物品，是指各类炸药、雷管、导火索、导爆索、非电导爆系统，起爆药、爆破剂、黑火药、烟火剂、民用信号弹、烟花爆竹，各种军用爆炸物等。上述物品都具有一定的危险性。因此，有关部门颁发了一系列的规定对其进行管制。《乡镇企业烟花爆竹行业安全管理规章制度》第二十二条一款二项规定：凡从事特殊工种的职工，必须经有关部门专门培训，技能鉴定，考核合格并取得上岗证方可上岗；第四十一条规定：烟花爆竹生产加工过程中，必须使用木、竹、铜、铝等不易生产火花和静电的材料制成的工具（切割、钻孔除外）、器皿和符合安全规定的机械设备；第四十二条规定：操作人员应穿戴符合规定的劳动保护用品，不得穿拖鞋、高跟鞋、硬底鞋和不防静电积累易燃的化纤衣服，以及带钢铁制品的发夹、钮扣、刀剪、锁链等物进入危险生产场所和仓库。按装兑药房岗位安全规定，该岗位只限1人。本案中，李绍权作为业主，自己亲自购买不锈钢筛子作为兑药工具，致兑药师在使用该工具时产生燃烧并爆炸，兑药房岗位按其规定只限一人，而李绍权、李绍银对该岗位长期有一个兑药师和一个勤杂人员谢海云参与其兑药工作是明知的，更不用说谢海云离开后，由无上岗证和没有经过培训的人员廖维珍接替谢海云的工作长达二十余天后发生重大事故。实属二被告人认为长期这样均没有出事，是过于自信的过失，符合本罪主观方面的要求，即行为人对违反危险品管理规定的行为所造成的危害结果具有疏忽大意或者过于自信的主观心理。3、本罪侵犯的客体是公共安全。可发生在生产、储存、运输、使用等各个阶段中，可能侵犯公共安全的各个方面和各个部分。一旦发生肇事，往往会对人民群众的生命、健康以及公私财产产生严重危害，妨害经济建设的顺利进行，因此应当引起足够的重视。4、本罪在客观方面表现为在生产、储存、运输、使用危险物品的过程中，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发生重大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违反各类危险物品的管理规定，是构成本罪的前提条件，而重大责任事故罪的客观方面则表现为在生产和作业过程中违反规章制度，不服从管理和强令工人违章冒险作业,因而发生重大伤亡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行为。本案中，发生事故当日二被告人根本没在厂，不存在管理与强令工人冒险作业的问题，这是两罪的主要区别所在，其范围有所不同。在生产中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发生重大事故的，与重大责任事故罪存在竞合关系，但是《刑法》第136条规定：对生产、储存、运输、使用中违反危险物品管理规定，发生重大事故，造成严重后果的，是危险物品肇事罪。
笔者同意第二种意见。



这起交通事故自行车应负全部责任

《这起事故应该如何认定》一文中，作者魏琦提出“摩托车方驾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上路行驶，对道路情况观察不够，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力，负事故同等责任；自行车方借道通行时未让所借道路行驶的车辆优先通行，负事故同等责任；电动自行车方因非机动车道被占用无法在本车道内行驶，借用相邻机动车道行驶，机动车方遇此情况应减速让行，故电动自行车方无责任”。笔者认为：自行车应该承担全部责任。
简要案情：一天上午9时，甲方持有效驾驶证驾驶无号牌二轮摩托车在12米宽的沥青路面上由南向北与由东向西过公路的自行车(乙方)发生相撞后又与对面绕越临时停车的电动自行车(丙方)相撞，致乙方和丙方受伤，车辆受损。
事故调查事实：1、路口为T形路口，中心虚线，两条机动车道，划分有非机动车道。2、临时停车符合停车规定。3、自行车由东向西借道通行时占用摩托车道。4、摩托车方除无号牌外无其他违法情节。5、摩托车与电动自行车相撞时在由北向南机动车道内。6、电动自行车绕道通行时占用机动车道。[1]

首先，笔者认为：交通事故责任是指有因果关系的行为在事故中的过错大小。

《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通则》（以下简称《民法通则》）规定“（第五条）公民、法人的合法的民事权益受法律保护，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侵犯。（第一百零六条）公民、法人由于过错侵害国家的、集体的财产，侵害他人财产、人身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没有过错，但法律规定应当承担民事责任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规定“（第九十一条）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应当根据交通事故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以及过错的严重程度，确定当事人的责任”。根据《民法通则》的相应规定，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是过错认定原则。这个责任原则强调两点：（1）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2）过错的严重程度。其中“过错的严重程度”是以“当事人的行为”为前提的。在认定交通事故责任时，首先应该审查“当事人的行为对发生交通事故所起的作用”，然后，确定该“（行为）过错的严重程度”。
在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九十一条认定交通事故责任时，首先应该确认各方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情况。

各方车辆的法定权利义务与违法情况

1、自行车
自行车的通行权利
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以下简称《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七条）驾驶非机动车在道路上行驶应当遵守有关交通安全的规定。非机动车应当在非机动车道内行驶；在没有非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应当靠车行道的右侧行驶”的规定，该路段划分有非机动车道，所以，自行车在该路段行驶时，非机动车道是自行车的合法通行路面。
自行车的通行义务：
（1）发生事故的路口为T形路口，中心虚线。自行车由东向西借道通行时占用摩托车道，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 “（第六十九条）非机动车通过没有交通信号灯控制也没有交通警察指挥的交叉路口，除应当遵守第六十八条第（一）项、第（二）项和第（三）项的规定外，还应当遵守下列规定：（一）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的，让优先通行的一方先行”的规定，由于摩托车通行的道路上有中心虚线，所以，该路有交通标志、标线控制，该路上的摩托车依法享有优先通行权。自行车未让摩托车先行，违反了该规定。
（2）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七十条第一款）驾驶自行车、电动自行车、三轮车在路段上横过机动车道，应当下车推行，有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的，应当从人行横道或者行人过街设施通过；没有人行横道、没有行人过街设施或者不便使用行人过街设施的，在确认安全后直行通过”的规定，在自行车横过道路时，“确认安全”是自行车的义务。很明显，自行车违反了该规定。
2、摩托车
摩托车的通行权利
摩托车在机动车道内行驶，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三十六条）根据道路条件和通行需要，道路划分为机动车道、非机动车道和人行道的，机动车、非机动车、行人实行分道通行…”的规定。
摩托车的通行义务
（1）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四十三条）同车道行驶的机动车，后车应当与前车保持足以采取紧急制动措施的安全距离”的规定，所以，摩托车有与同方向行驶的前车保持安全车距的义务。
（2）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四十七条）机动车超车时，应当提前开启左转向灯、变换使用远、近光灯或者鸣喇叭。在没有道路中心线或者同方向只有1条机动车道的道路上，前车遇后车发出超车信号时，在条件许可的情况下，应当降低速度、靠右让路。后车应当在确认有充足的安全距离后，从前车的左侧超越，在与被超车辆拉开必要的安全距离后，开启右转向灯，驶回原车道”的规定，摩托车有“确保安全超车”的义务。
（3）当同车道的前车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五十二条）机动车在道路上发生故障，需要停车排除故障时，驾驶人应当立即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将机动车移至不妨碍交通的地方停放；难以移动的，应当持续开启危险报警闪光灯，并在来车方向设置警告标志等措施扩大示警距离，必要时迅速报警”的规定办理后，摩托车有安全绕行故障车的义务。

从以上分析，摩托车在法定的路面按照规定的时速行驶，依法履行了法定的义务。因为摩托车方除无号牌外无其他违法情节所以，摩托车无责任。

事故成因

摩托车在道路上正常行驶至路口时，由于自行车突然横穿，未遵守法律规定让摩托车先行，为了避免与自行车相撞，摩托车采取向左打方向躲避，与自行车相撞后，又进入对方车道，与电动自行车相撞。本事故发生的原因是：自行车未遵守法律规定让摩托车先行。

关于摩托车无牌的问题

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第八条）国家对机动车实行登记制度。机动车经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登记后，方可上道路行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需要临时上道路行驶的，应当取得临时通行牌证”的规定，摩托车方驾驶尚未登记的机动车上路行驶，是一种违法行为，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应该受到法律的处罚。
摩托车没有牌照，并不会侵犯自行车的通行权，也不会妨碍自行车履行应尽的法律（安全）义务，如果摩托车有牌照，该事故同样不可避免。所以，摩托车没有牌照与本事故发生没有因果关系，不应承担相应的交通事故责任。

魏琦观点的错误

因为“事故调查事实”部分中没有证据证明摩托车有与事故发生有因果关系的违法行为，所以，以“摩托车对道路情况观察不够，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力”为理由认定摩托车的交通事故责任是完全错误的。完全背离了以事实为根据，以法律为准绳的执法原则。因此，这个观点是典型的枉法裁判，执法犯法。
“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力”应该指的是摩托车在采取措施避免发生交通事故时，向左打方向与对面车道内的电动自行车相撞的情况。在遇到前方自行车自右向左横穿道路时，突然间无谓地增加了摩托车的避险义务，摩托车为了避免发生事故，出于本能向左打方向，这就是本事故的因果关系。
作者魏琦的观点，牵强地认定摩托车“遇情况采取措施不力”，是想套用《道路交通安全法》“（二十二条一款）机动车驾驶人应当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的规定，按照操作规范安全驾驶、文明驾驶”的规定，认定摩托车的交通事故责任。这是交通事故认定理念的错误。负同等责任的观点，是以生命权压路权，实际上是在向《道路交通安全法》挑战，向客观的道路交通规律挑战，是典型的唯心主义思想方法的表现。一般来说，法律是从行为上对人进行规范，而不是从达到的总体客观效果上进行规范。因为一个正确的行为，特别是单方面的正确行为，不一定会导致有效的结果。换言之，正确的措施未必一定是有效的措施。能否有效的关键有时在于客观（条件），有时在于对方的配合。
现代科学和技术的发展给人类带来了现代的文明。与此同时，人们常处于高速、高能等高危环境，这就需要人们更尊重客观的自然规律，约束自己，不能以为是人就可为所欲为。不尊重客观规律，不尊重自然规则，不遵守法律，其结果必然是害人又害己。划分路权就是为了保障交通安全，道路通畅，避免人车相撞，是保护生命权的具体体现。而作者魏琦的观点，实质上是否认法律规定的路权原则，由此导致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只会纵容交通违法行为，使道路交通的混乱局面愈演愈烈。
可怕的是，这样的交通事故责任认定思想还大有市场。


2005-4-6